我总是格外迷恋那些悬而未决的时刻

更新时间：2025-10-13 04:02:15

由于上学期的课堂接触了一些身份认同和共同体的理论，所以现在我看到这类以移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立刻就会拿出认同危机之类的公式硬往里套——然而片中的两位主人公果真遭遇了身份认同危机，并且尝试融入崭新的社会环境中吗？

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界定“融入”？是通过经济上的成功跻身香港中产甚至上流社会？是在语言、文化和日常生活习惯上与普通香港本地居民别无二致？还是在心理上形成真正的归属感？李翘掩盖自己的大陆身份，从不用普通话交流，全力以赴谋求经济利益，似乎无论从其中哪一个角度讲，李翘都确实在尝试“融入”香港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她遭遇了危机——因为所谓“危机”，意味着一种近乎崩溃的紧急状态，而李翘是在主动与环境互动，以期重新塑造新的身份。

黎小军则更无身份危机的问题，他的身份认同非常稳固：我是小婷的未婚夫，我的目标是赚钱，然后衣锦还乡结婚。他的问题不是“我是谁”“我如何融入”，而是如何顺利在香港生存下来，完成目标。更进一步来说，黎小军遭遇的危机和焦虑感的来源，起先主要是习惯和生存问题，后来则是与李翘出轨后对原有身份（小婷的未婚夫）的背叛感。

因此《甜蜜蜜》并非简单地描绘了新移民因无法融入当地主流而产生的身份危机。片中的李翘通过主动的自我身份构建，借由经济的成功，在物质层面上实现了表面的“融入”，却付出了情感疏离和迷失自我的代价；而黎小军则以一种十分顽固的姿态固守原有身份，反而与李翘形成了一种基于“非融入”的情感联结。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之间这种近乎爱情（almost love）的同志（comrades）情谊，看作在主流的归属感之外创造出的一种临时的、流动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始终是建立在黎小军对小婷的背叛之上的。那么，在他们与豹哥、与小婷的关系的映衬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二人之间的这种“共同体”关系呢？

第一组关系：小军&小婷——小军&李翘

小婷在电影的中后期才登场，戏份不多，而且我总觉得她的腔调太“夹”，让我有点不自在，不过她应该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她是小军的过去，是所有故事拉开帷幕前的前传，他们之间的关系基于承诺和记忆，指向一个确定的未来：赚够了钱，就回老家结婚。她是故乡天津的化身，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稳定的、可预期的、充满人情味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里，人的身份固定，责任清晰。小婷和小军之间的感情就像传统社会一样是稳定的（至少是追求稳定的），但也可能因此而缺乏变化、新意和激情。

与之相比，小军和李翘的情感关系则完全相反。它诞生在香港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它不基于承诺，而基于当下瞬间共享的情感体验。它当然不是安稳的，而是偶然的、脆弱的、充满欲望的。

从这点来看，小军对小婷的背叛就不仅仅限于个人道德问题了。在更深层上，小军的背叛可以视作一种前现代的、基于承诺的身份，在现代都市之匿名性与流动性的冲击下的瓦解，他与李翘的“同志情谊”，则是建立在这片废墟之上的。这个小小共同体没有过去作为根基，也看不到确定的未来——它只拥有风雨飘摇的“现在”。

第二组关系：李翘&豹哥——李翘&小军

我实在不喜欢曾志伟这位演员，但豹哥这个角色倒是很值得把玩一番。豹哥和李翘的关系注定是不平等的：前者是黑道大哥、是保护者，他为李翘施予庇护、金钱和安全感；后者则是依附者、接受者。豹哥对于李翘的感情也带有浓重的江湖气，他明白她的野心，包容她的过去，甚至不介意在大难临头主动劳燕分飞。这当然是动人的，但同时也出自一份通常只有权力关系的上位者才能摆出的从容。在这段关系里，李翘获得了某种稳定感，她是“豹哥的女人”。这个身份或许不光彩，但至少是确定的，是被承认的；况且，二人之间也并非只是逢场作戏。

而李翘和小军之间的感情关系则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关系上（甚至李翘可能比小军更具有能动性一些，也因此承受了更多的挣扎和痛苦），他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底层新移民，他们之间没有权力的不平等关系，更多是相互帮助、相互取暖。豹哥能给李翘她想要的物质和安全，但黎军能给她豹哥给不了的东西：受到完全理解的、没有身份隔阂的共鸣。尽管来自一南一北，但他们都是大陆人，共享同样的原始身份归属，同样的社会历史记忆，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符号（邓丽君），甚至同一种梦想/欲望。

所以，李翘在小军和豹哥之间的抉择也不能简单看做单纯的情感和道德问题，而可以视为在“获得安全但失去部分自我”与“保持完整自我但必须独自面对风险”这两种生存策略之间的选择。

通过这两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黎小军和李翘之间的共同体是一个临时的、流动的、纯粹现代的共同体：

它是临时的、羸弱的，因为缺乏过去的、自然的根基；

它是流动的，因为成员之间并不存在权力关系，而且追随着资本的流向而四处漂泊；

它是不道德的，建立在对小婷的背叛上，但也因此非常“现代”，因为现代性的前提（之一）就是对传统人际关系的瓦解。

这个共同体的情感核心，既是“甜蜜蜜”的爱情，更是“同志”式的战友情。它非常脆弱，却又因为共同的漂泊感而坚韧。它不道德，但很真实。

如果说这个“共同体”是对旧有人伦关系的背叛，那么电影最终选择让黎小军和小婷分开，并安排黎李二人在纽约重逢，这是否意味着导演在价值判断上，最终认可了这种诞生于现代漂泊经验之上的“新伦理”？

的确，电影的结局充满了偶然：黎小军和李翘在庞大的纽约城，在无数张面孔之间，因为邓丽君逝世的新闻，而驻足在同一家电器行的橱窗前。这种极度戏剧化的偶然简直如同天意降临一般，它好像是在告诉观众，二人的情感联结是如此深刻，不但超出了俗世的伦理道德判断，而且仿佛已经成为了命定秩序的一部分。

但这个场景实在太过阴郁。当小军和李翘重逢时，背景音是播放的是邓丽君逝世的新闻，将这称为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许太过夸张，但对于影片来讲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塑造出浓重的哀悼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两人相遇时的表情不是恋人久别重逢后的狂喜，而是混杂着惊异、疲惫、沧桑、混乱和一丝苦涩的笑——整个场景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所笼罩。他们失去了故乡，失去了伴侣，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那个承载着他们的最初梦想的香港。

黎小军不再淳朴，眼神里多了几分迷茫和倦怠；李翘历尽人生的跌宕起伏，最终又落回一无所有的境地。他们都是被时代浪潮反复捶打后的幸存者，他们的相遇不仅是恋人的重逢，也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消磨了锐气的两个幸存者的相互辨认。导演慷慨地赠予我们一个重逢的瞬间，却吝啬地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两个伤痕累累、精疲力尽的中年人，在又一个遥远的他乡，真的能创造一个“甜蜜蜜”的未来吗？影片拒绝给予观众提供一个轻松圆满的答案，反而将那份伤感与不确定性，永久地凝固在了那个瞬间——而我总是格外迷恋这些悬而未决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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